編者按：農業稅時期，農民有義務基本無權利，所有公益費用都通過“三提五統”等自籌方式解決。農業稅取消后，農業補貼、新農村建設，新農合和新農保等政策的實施，標志著農村進入福利時代。
所以對農民來說，土地是“命根子”，那么，可以說，土地確權就是保護大家伙“命根子”的最強有力武器！所以，對于土地確權，農村農民都知道其重要性所在，但是，在完成土地確權工作之后，國家的下一步動作是什么？
雖然很多農民不明白，但很多關心三農的有識之士看到非常清楚--把土地的經營權大面積的集結起來，那么農民朋友的權益在這里面有什么保障呢？
我們來看看情況：過去的一年“鄉村振興”的號角吹得滿天響，但現實就是農村的凋敝狀態并沒有得到真正改善，農村空心化、土地拋荒現象依然嚴重；
這一年當中的重頭戲說是“土地確權”，但隨著經營權的大面積流轉，資本開始占據著農業生產上的大部分話語權。
面對種種問題，鄉村振興大戰略開始全力推進，但鄉村振興并不是簡單地制造GDP，而是真正地造福百姓，也為子孫后代守住綠水青山。
2018年越來越多的鏡頭或者直播鏡頭對準了農村社會，土味直播也越來越容易引爆朋友圈，越來越多的與網紅相關的事物粉墨登場，也催生出越來越多的“網紅××”——一網紅城、網紅食品與網紅村……農民們也放下了鋤頭、拿起了鏡頭，鏡頭迎合的無非是小資們的農村想象，而這鏡頭所包含的權利卻遮蔽了更多農村的現實。
越來越多的農民來到了城市，想到城市尋求一顆“解藥”，可是城市并不是解決問題的“靈丹妙藥”，困擾著農村的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重視和解決，他們的日子也依舊困難。
農村教育，無疑是農村的另一個痛點。一百勝源 筋骨痛安組數據告訴我們，從1976年到2016年的四十年間，共有91.6萬所小學在中國消失，而其中消失的基本都是農村小學。
這樣的結果是浪費原有公共教育投資；
兒童——特別是女童——人身安全沒有保障；
封閉式的教學，阻礙了孩子的全面發展；
影響孩子心理及生理健康成長；
淡化了孩子們對家庭、家鄉的認同；
父母為了照顧孩子，孩子也離開了家鄉；
沒有了學校的農村，逐漸凋零衰亡。
2018年底，《冰點周刊》發布了一篇《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》的文章，導致無數讀者感動落淚。
這篇文章講述了借以教學直播技術，城市名校成都七中的教學同步到云南縣城高中，因而幫助貧困地區的學子們考上名校的故事。
但是，這個故事卻根本經不起推敲。因為這塊屏幕背后遮蔽了當下農村教育結構性不公平的真實狀況，并且技術面對這種結構性不公平是無能為力的。
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思路——從農村抽取了大量資源，村集體在農村的生產生活中逐漸喪失了組織動員能力，農村教育隨著農村的衰落而萎縮。
解決農村教育所面臨的困境，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城鄉二元發展思路與農村一盤散沙的組織狀態，不論是“撤點并校”還是“技術改變命運”，不過是隔靴搔癢，抑或淪為教育投機，要么無果，要么適得其反。
土地確權與資本下鄉：富了誰又窮了誰？
“土地確權”、“三權分置”是2018年繼續熱議的話題。而基層的聲音卻在回響，“土地確權，中國農村的新痛！”
很多人忘記了，大大早就講到：“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，這是農村最大的制度”，“堅持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。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‘魂’”。
可實際操作中，土地確權的實踐者卻奉行強者邏輯，忽視農村本已高度分化的現實，促使那些曾經拋棄土地的人回到農村搶地，真正種地的農民最終失去了土地。
而隨著“資本下鄉”，農民被確權的土地繼續流轉，在這種趨勢下種地能手也將被邊緣化。土地確權的筋骨痛安哪里有賣的熱鬧遮蔽著底層農民的荒涼境遇——種地農民變失地農民，生路無著。
內憂外患，學者余云輝告訴我們，世界銀行極力主張“土地確權”的背后是：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的情況下，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民土地向資本集中，本質上是農村集體土地通過“土地確權”和“土地流轉”向國際資本集中、向美元資本集中。
這對于中國的農村并不是好消息，我們重新回顧了中國土地所有制的前世今生，一再強調，“土地集體所有是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留下的最突出的制度成果。”
陳錫文也指出，“財產共同共有”不能改為“按份共有”，而“共有經濟的本質是私有經濟，集體資產不能分割”。
無論所謂是農村的“共有經濟”，或是“集體經營性資產實行股份制改造”，還是無視農村現狀的市場化和產業化都是餿主意。
這些只能使財富變的愈發集中，從共有變為私有，從集體轉向個人。
產業化與市場化所造成的困境，不能期望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來解決。
面對日益顯化的農村問題，我們在發展政策、思維意識和日常生活中，也許應該思考的根本問題是，如何能夠將農村社會重新組織起來，避免自私自利的發展模式以及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？國家經濟的發展又應該怎樣為農村的發展留出空間？
一石激起千層浪！很多人鼓舞于國家對于農業發展的重視，但更多的人提出了自己理性思考后的觀點。
一位跨界農人提醒了我們，這類政策更易掠奪本屬于農民的福利，導致投機主義；同時破壞了農業自有的生態平衡、破壞了糧食和食品安全。
所以他認為，“現代農業”的前提是經濟效益最大化，以此對土地掠奪式的產業化之路，利潤導向是導致中國農業一片混亂的根本原因。
那么，與其說鄉村振興，不如問農村的出路在哪里？
大壩經驗值得學習，大壩村曾和全國其他的農村一樣，曾經是一個“空殼村”，但卻在近五年里探索出了一條以生態農業為基礎、三產融合的集體經濟道路。
他們所依靠的正是激活中國自有的歷史資源和實踐經驗。所以“老支書”是寶庫，而不是靠“鄉賢”。
青年的回歸也尤為重要，發展公益組織、合作社、村集體等基層組織，以基層組織為紐帶，引導真正優秀的、有理想的青年們去農村施展抱負，引導農村青年返鄉。而這也并不是說以上位者的思想進一步將農村禁錮為城市的“穩筋骨痛安哪個藥店有賣的定器”、“蓄水池”。
我們也不應把希望寄托在海外投資，而應加強本國的農業生產能力。
面對鄉村的困境，我們不僅需要樂觀的態度，更需要在時間、地域與城鄉的相互交錯中給予彼此精神上的支持、經驗上的分享，以及思想上的碰撞，共同探討如何從食物出發，改造生產關系、社會關系和生態關系的議題，并推動其落地生根，在當前資本主義化工農業給農民生計、生態環境和生命健康帶來嚴重威脅的背景下，探索一條出路！